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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人：陈海索 受访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魏德勋馆长 采访时间：2019年底 1.您在任期内对贵馆的发展目标是如何定位的？贵馆在纪念馆行业中处于何种地位？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我馆是1981年10月依托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建立的专题性、纪念性和旧址类博物馆,是“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国侨联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国家4A级旅游景区、国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国家一级博物馆。 关于我馆未来发展，我认为应该是朝着建设全国一流的专题性博物馆的目标努力，突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主题特色，做到业内闻名、国内突出、国际影响，在旧址保护、陈列展览、学术研究、宣传教育等业务领域位列国内纪念馆行业第一方阵，特别是在孙中山、宋庆龄纪念馆和近现代革命历史馆、尤其是在辛亥革命场馆、辛亥革命研究机构中，具有知名度和影响力。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在日常工作实践中努力建设“五个中心”的功能目标和“五个更加”的体感目标，即:教育纪念中心、收藏保护中心、陈列展览中心、学术研究中心和文化旅游中心；业务更加精良、服务更加规范、管理更加高效、环境更加优美、影响更加扩大。虽然这个目标在我的任期内可能难以完全实现，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我的任期内，我们一定要朝着这一个目标坚定前行。 从2018年中国博物馆协会对2014——2016年度国家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情况来看，经自我评估，目前我馆在国家一级博物馆之纪念馆类大家庭中还处在一个“中等+”的位次，离我们建设全国一流的专题性博物馆还有很大的差距，与排名前列的兄弟友馆相比，还有很多的不足有待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我充分相信，饱含首义精神深厚滋养的纪念馆人，一定能够早日实现这一目标愿景。 每个博物馆都有自己的独特资源和比较优势，这也是每个博物馆的竞争力所在。就我们馆而言，我认为我馆的竞争力最核心的还是体现在旧址资源和人才资源两个方面。从旧址来说，武昌起义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府，曾一度代行独立各省中央政府的职能，见证了260余年清朝统治土崩瓦解和2000多年封建帝制终结、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武昌因此被誉为“首义之区”，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被尊称为“民国之门”。这种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彪炳史册，而作为第一批国保单位的旧址建筑又是见证这一历史的独特资源，是我馆永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强力支撑。从人才来说，我馆目前在编职工46人中，从专业技术职称来看，具有各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共有39人，占比84.78%，其中高级13人（正高4人，副高9人），占比28.26%；中级15人，占比32.60%；初级11人，占比23.91%；从学历来看，本科及以上32人，占比69.57%，其中硕士及以上8人，占比17.39%；从所学专业和工作岗位来看，涵盖历史、文博、考古、文物保护、旅游、经济、管理等专业，这些专业人员分布在研究、展陈、藏品、宣教、旧址保护和综合管理等各个业务岗位。以这些人员为骨干的全馆干部职工热爱文博工作，对文博事业充满感情和敬畏之心，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工作责任心，是优秀的人力资源，既是我馆的业务中坚，更是我馆事业发展的坚强保证。   2.在新时代背景下，您领导的博物馆（纪念馆）的发展思路与之前相比是否有所不同？有何创新和突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建设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责任担当，对文化文物工作做出了数十次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文博事业进入了新时代的黄金发展期。较之以前，我馆在发展思路上既有传承，又有创新。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和开门办馆、学术立馆、人才兴馆的办馆理念，突出博物馆服务社会、服务时代的功能要求，按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原则，从宏观层面对标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微观层面对标《国家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指标》要求，提出“强基础、补短板、增活力，努力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的工作思路，充分发挥我馆资源优势，朝着建设全国一流的专题性博物馆的目标，敢为人先谋发展、不竞声华勤耕耘，不断扩大我馆的业内和社会影响力。一是突出学术研究这一立馆之本，以成立辛亥革命研究所、建立客座教授专家团队和馆内学术研究研究团队、加强馆校和馆馆合作等措施，加强辛亥革命、旧址保护和文物博物馆相关学术研究，强化学术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二是突出文化传承这一核心功能，进一步加强展览的策划、制作和交流，扩大展览和开放场地，丰富展览产品供给，重点打造“首义课堂”这一社教品牌，强化我馆首义文化的资源优势和社教团队的人才优势；三是突出文物保护这一本质要求，强化旧址文物保护和安全防护力度，创新和拓展文物藏品征集思路、加大征集力度，不断丰富藏品数量、提升藏品质量、完善藏品结构体系和藏品保护机制；四是突出服务社会这一时代需要，强化旅游休闲和文化欣赏功能，进一步整治和美化馆区环境，完善观众服务设施，不断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热切期盼。       3.作为旧址类纪念馆，您认为最核心的工作应该是什么？贵馆是怎样加强旧址保护的？ 旧址类纪念馆是依托特定的文物旧址而建立的纪念性博物馆，它同时兼有发挥博物馆功能和加强旧址文物保护的双重职责。从普遍意义上来说，博物馆文物征集与保护、学术研究、陈列展览和社会教育等各项业务工作都十分重要，永远都是博物馆的核心工作。但作为旧址类纪念馆，我认为加强旧址文物保护更是旧址类纪念馆的首要职责和第一位的工作，因为文物旧址是旧址类纪念馆存在的意义和依归，是体现旧址类纪念馆历史价值和精神信仰之所在，旧址与纪念馆是皮之不存、毛将无附的关系。因此，我始终将我馆所依托的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这一国保单位的保护作为我馆一项首要的基础性、关键性工作，严格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优先抓、重点抓，确保文物旧址建筑的永续利用和历史文化的永续传承。 一方面是加强文物旧址的维修保护。设立专门的旧址保护管理部门，聘请专业监测机构每年对旧址进行安全检测和沉降监测、定期进行白蚁、老鼠等病害生物防治，在日常性维护基础上，坚持日常岁修、五年小修、十年大修，制定的维修保护方案均按程序报省和国家文物主管部门批复后实施。同时对旧址附属建筑物进行配套维修，最大限度地保持历史的真实性、风貌的完整性和文化的延续性。2015年我馆还与湖北省古建筑保护中心还共同编写了《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文物保护规划》并报省政府批准，对2016年至2030年旧址文物保护作了具体规划，为旧址文物保护提供基本遵循。 另一方面是确保旧址文物安全。文物安全是旧址文物永续利用的前提。我馆一直高度重视旧址安全工作，努力打造我省旧址文物安全保护示范单位。近年来，我馆按照全省国保单位文物安全示范单位建设目标，先后完成了旧址安全监控全覆盖和旧址消防工程等安全设施建设，建立了一整套安全保卫制度，加强了文物安全责任制的落实和日常文物安全隐患排查、消防及防暴恐演练、消防安全日常宣传教育培训等工作，确保了旧址文物安全，为我馆文物利用和事业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   4.您认为纪念馆应如何发挥其社会教育与宣传的作用？贵馆是否有相应宣传纪念活动？社会反响如何？ 博物馆宣传教育工作是博物馆核心工作业务之一。进入新时代，这一工作更成为坚定文化自信、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强大精神力量的重要手段，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发展趋势，作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纪念馆更是将这一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纪念馆要发挥其社会教育与宣传的作用，首先应该树立“大教育”理念，突破传统的局限于讲解接待、博物馆“五进”等社教工作范畴，要将研究出版、陈列展览、专家讲座、博物馆文化景观等纳入博物馆教育这一大的框架下来思考和谋划；二是要结合纪念馆自身特色，深入挖掘文物、人物和历史背后的时代价值和精神特质，讲好中国故事和人文情怀；三是进一步拓展传统意义上的社教工作内容，要将自身特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结合，着力开展包括非遗、节令、科普等社教活动；四是要加强馆际教育交流，充分发挥各馆的教育资源优势，共同推进博物馆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扩大博物馆教育影响，提升博物馆教育效能；最后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技术新传媒在博物馆教育与宣传中的应用，充分发挥线上线下两个阵地的作用，让博物馆教育传播得更远更广。 近年来，我馆充分利用文物资源优势，牢固树立“人人都是形象者，人人都是教育员”的理念，传承首义文化和首义精神，努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服务时代、服务社会方面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一是着力打造的“首义课堂”社教品牌，包含“博物馆五进”、“首义寻踪”、“我心中的红楼”、青少年教育、中小学生研学实践、纪念日节假日主题教育等近10个子项目，在每年的重要时间节点，我馆都开展相应的宣传纪念活动。如孙中山先生诞辰和逝世日以及清明节的纪念活动；世界博物馆日和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题宣传活动；“6.1”儿童节、 “7.1”建党日、“10.1”国庆节等参加社区文化惠民活动；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举办传统文化展演媒体直播活动；“10.10”首义纪念日举办“首义寻踪”——重走辛亥首义之路主题教育和研学实践活动；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庆祝十九大召开和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开展各具特色的青少年专题教育活动等；二是通过馆网、微信、微博等渠道和抖音、快手、咪咕圈圈、一直播等平台，积极开展“首义微课堂”和云讲解、现场直播等线上社教活动，对馆内基本陈列和临时展览、社教活动现场以及辛亥革命文物、人物和历史知识开展直播讲解，与有关中、小学校联合开展云课堂现场教学等，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有的活动还被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楚天都市报、新华网、央视网、荆楚网、长江云和湖北卫视、经视直播等媒体宣传报道，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5.贵馆展览的策展或改陈工作有哪些创新举措？ 陈列展览是博物馆综合水平的整体体现。我馆展览工作在维护好基本陈列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馆际交流，引进高质量的临时展览，不断拓宽策展思路，创新工作方法。一是践行“开门办展”的理念，除加强与兄弟单位的展览交流，引进和推出了多个高质量的临时展览外，我馆在展览策划和改陈工作中还积极与业内同行、战略合作单位、有关专家学者合作，共同参与相关工作、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同时，还吸纳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展览的举办，如组织展览进校园、进社区的活动时，请合作单位主动参与到展览的策划和制作工作中来，以此来拓宽策展思路；二是注重克制使用场景，突出文物原件和让文物说话，避免场景艺术使用过多、过滥和千篇一律的问题，尽可能多地使用文物原件和历史资料充实展览，以更加平实的手法来阐述历史，使展览主题更加突出、内容更加紧凑，从而保证了陈列展览的专业水准；三是体现展览的情感互动和人文交流。我馆历来注重紧跟时代脉搏，紧跟“以人为中心”的办展理念，在展览中充分考虑展览与观众的情感互动和人文交流。如在展览提升中将征集到的一台由美国纽约钢琴总厂生产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之年——1911年的斯坦威钢琴，创造性地融入到展览中，在陈列展示的同时，还每天安排专人定时演奏以中国风、民国风为主题的曲目，如《送别》《茉莉花》《长城谣》《我和我的祖国》《长江之歌》等，不时引发观众的阵阵掌声和热情参与，活跃了观展氛围。有的观众还将演奏和参与互动的视频发到网上，起到了人与展览同鸣共振的良好效果。   6.您认为如何促进文博行业与互联网、新媒体的融合？如何在实际发展中，借助网络媒体的力量？ 文博行业作为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与互联网、新媒体融合发展，是我们创新服务形式、丰富服务内容，更好地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爱国主义思想、坚定公众文化自信等方面发挥自身作用的客观需要。在实际工作中，首先要做到思想先融，要充分认识到互联网、新媒体是一种更为社会大众所喜见的传播方式，具有更强大的传播力量；其次是内容上能融尽融，一切以服务社会为中心，融入更多公众所想了解的内容，既包括展览和社教、活动和公告等内容，也应包括历史和专业知识、学术研究和科研服务等更深层、更广泛的内容；三是加强与专业新闻机构、媒体公司和技术服务单位的深度合作，充分利用专业机构的人才和设施等资源优势和信息传播优势，形成文博单位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合力。 我馆非常重视将互联网、新媒体技术与业务工作的融合，也尝试通过这种深度融合助力我馆文博事业的发展。如与专业公司合作，更新改版我馆官方网站、开设微信公众号和微博等，在网上三维全景展示我馆全景，让世界各地的观众通过浏览我馆网站即可大致了解我馆的建筑特色与主要展览的内容；及时通过网络发布我馆展览、社会教育活动、学术讲座、招募公告等信息，极大便利了观众参与我馆的相关活动；通过互联网等新媒体，及时收集整理并发布行业发展动态与理论研究信息，帮助社会公众及馆内职工及时了解相关业界信息和科研动态，拓展思路、开阔眼界，时刻站在时代前沿。除上面我已讲到的利用互联网技术，加强新媒体与社教工作的深度融合外，我们还积极探索利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加强其在文物保护与利用、提升导览水平与展览的吸引力、提高安保工作的智能化和智慧博物馆建设、文物藏品信息化等方面的应用，以进一步提升我馆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与水平。     7.学术研究工作对于纪念馆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您能否介绍一下贵馆的学术研究工作？ 学术研究是纪念馆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前瞻性工作。我馆对此高度重视，并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推进： 一是争取省编委批复同意成立辛亥革命研究所。为扎实推动学术立馆工作，打造辛亥革命学术研究中心。辛亥革命研究所与我馆合署办公，并于2015年11月正式挂牌，致力推进辛亥革命史和文博工作研究，研究所聘请了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武汉大学冯天喻、华中师范大学严昌洪等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的知名专家为客座研究员，借智借力提升学术研究水平。与此同时，我馆还将成立学术研究专家团队，对辛亥革命研究、文博管理、文物保护和文物利用等进行专题研究，并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以此推动我馆学术研究水平的整体提升。 二是打造学术期刊。为服务于辛亥革命史研究者，我馆与武昌辛亥革命研究室联合主办了内部学术刊物《辛亥革命研究动态》，内容以报导国内外辛亥革命研究的最新进展和最新信息、发布专题研究成果为主，并为专家学者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辛亥革命研究动态》为季刊，自1993年创刊至今年6月，共出刊104期，受到国内外近现代史学界同行与专家的好评，并被上海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等各大知名图书馆收藏。该刊的出版，进一步强化了近代史学界对武汉作为“首义之区”、同时也是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的认同感。 三是激励学术研究。截至今年，我馆专业人员在各类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近三百余篇，出版专著30余种，多项成果获得各级、各种学术奖励。其中，为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而编纂出版的《辛亥革命大写真》于2002年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我馆研究人员参与编著的《辛亥革命史事长编》、《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分别获得2014年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二等奖；2015年，我馆编著的《辛亥首义人物谱》、《为天下先——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迹陈列》，被列入湖北省文化厅优秀文艺人才培养保护专项经费资助项目。2018年，我馆又积极争取将全省辛亥革命遗址遗迹调查项目列入省社科联科研项目。今年我馆还与国家图书馆合作，共同整理并出版《武昌首义报刊文献资料辑录》。 四是开设专家讲座。为提高职工学术研究能力，加快人才培养，自2013年开始，我馆每年举办10场以上学术讲座，邀请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知名专家教授来馆开展讲座，讲座坚持以近代史内容为主、兼顾其他方面的原则，既突出了近代史主题、又保持内容的多元化。自2012年以来，专题讲座吸引了众多文博同行、高校学生、汉网论坛文史爱好者，逐渐成为我馆的又一张学术名片。 五是举办学术研讨会。近年来，我馆还积极与其他辛亥革命研究机构合作，通过举办学术会议等方式开展学术交流、促进辛亥革命研究的进一步发展。2016年，与省社科联合作举办了纪念辛亥革命10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近几年每年与武昌辛亥革命研究室联合举办辛亥革命研究青年学者论坛，这些会议对于传承与发扬辛亥革命精神、推动辛亥革命研究的深入开展、促进海内外辛亥革命史学术交流、扩大辛亥革命研究在史学界的影响力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8.作为辛亥革命的纪念地和海峡两岸交流基地，能具体阐述一下贵馆的对外交流工作吗? 鉴于辛亥首义发生地、“民国之门”的重要历史地位, 我馆自建馆以来就十分注重、积极开展两岸文化交流工作，一直在为海峡两岸交流与联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自1997年首次赴台北举办展览至今,我馆共在台北举办展览4次,引进台湾展览1次。2011年，我馆还将精心制作的《在中山先生旗帜下——辛亥革命武昌首义资料暨辛亥人物两岸名家书画展》送至澳门展出，该展成为澳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重要活动。除了展览上的交流以外，我馆还与来馆的两岸三地青年学生、媒体记者等进行经常性的交流活动，与台北孙中山纪念馆、台北辛亥首义同志会、澳门辛亥黄埔协进会在工作交流、学术研究、青少年教育、辛亥后裔联系等方面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此外，我馆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在对日交流方面， 2010年12月，日本长崎文化观光局在我馆举办“孙中山与梅屋庄吉展”；2012年3月，我馆派员赴日本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联合举办“孙中山与长崎文物”展览；2012年8月，日本长崎议会代表团参访我馆。2013年，我馆和辛亥革命博物馆、中山舰博物馆武汉三馆与日本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签订了交流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管理层互访、展览交流、联合举办学术研讨会、专业技术人员中短期交换研修等项目。自此，双方每年均有人员开展学术和业务交流。 近年来，我馆与新加坡友馆也进行了展览交流。2016年11月5日，我馆与新加坡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联合举办《天涯共此时——武昌首义，南洋回响》，新加坡副总理兼国家安全部部长张志贤、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陈晓东等出席开幕式。该展览项目还入选国家文物局组织评选的“2016年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个主题展览项目之一。2017年9月，新加坡孙中山南洋纪念馆与我馆联合举办《孙中山与他们南洋友人》展览。 加强与孙中山、宋庆龄纪念地的业务交流，也是我馆工作重点之一。1989年，我馆作为发起单位之一，与其他友馆联合创立孙中山、宋庆龄纪念地联席会议制度，作为海内外孙中山宋庆龄纪念地相关机构工作交流平台，每年召开一次。我馆曾与香港、澳门友馆联合举办过相关展览，还多次派员赴马来西亚槟城、新加坡、美国洛杉矶等地参加会议，促进了与台湾、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孙宋纪念地的联系交流。2003年，我馆独立承办了第15次联席会议；2013年，我馆又与同在武汉地区的辛亥革命博物馆、中山舰博物馆等单位联合举办了第25次孙中山宋庆龄纪念地联席会议，来自国内9个省市代表与美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澳门的45家纪念地的百余名学者专家与会，就如何更好地推动辛亥革命及孙中山宋庆龄纪念事业的发展进行了研讨和交流。   9.贵馆在建设发展过程中有哪些关键节点，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让您印象最为深刻？您认为贵馆在建设发展过程中还面临哪些主要限制因素？ 回顾我馆近40年的建设发展历程，我认为关键节点有三个：一是经过无数专家学者和老一辈文博人多年的呼吁和努力，在辛亥革命70周年之际的1981年10月，我馆作为原省文化厅直属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正式成立并对外开放，这在我馆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二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的2011年前后，在省、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1938年毁于日军炮火的旧址后院——议员公所复原维修工程竣工，毁损75年后的议员公所旧址得以以完整的面貌展示在世人面前，结束了馆区内多家单位共存的混乱复杂局面。至此，我馆前后两部分建筑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旧址格局，基本恢复了武昌起义军政府的原貌，拓展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旅游休闲的空间，成为武汉市新的文化景观和地标建筑，为我馆的完整统一管理和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是2017年1月我馆成功晋级国家一级博物馆，这既是对我馆在综合管理与基础设施、藏品管理与科学研究、陈列展览与社会服务等各方面工作的肯定，也标志着我馆步入规范化、科学化管理的优秀博物馆行列，进一步提升了我馆的知名度、影响力。同时，对我馆来说，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发展要求，激励着我们对照国家一级博物馆标准，继续努力推动纪念馆各项工作全面提档升级。 在我馆发展过程中，主要限制的因素有以下四点：一是地盘太小，事业发展空间受限。我馆占地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加之我馆是旧址建筑，已完全没有足够的发展用地和建设空间，导致我馆服务观众的旅游休闲设施、文物保护工作场所、文物后备库房和对观众开放图书资料室等都无法满足；二是经费和人员编制严重不足。虽然我馆是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但财政核定的人头费标准与实际需要存在较大缺口；国家免费开放补助经费和我省设立的省级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经费多年以来也没有增加，跟不上业务发展的经费需要；我馆编制50人，实有人员近150人，这还是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极力控制和压缩的结果。非在编人员和服务外包费用基本将本该更多用于业务发展、服务提升的免费开放补助经费和我省设立的省级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经费消耗殆尽。三是文化交流不够。由于我馆的辛亥革命题材和国内纪念馆普遍存在的文物数量不多、文物精品稀缺的客观事实，在开展国内外文化交流时普适性不足，既没有充足的经费引进高水平高质量的展览，也没有足够多的对外交流手段和平台，导致我们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步伐艰难。四是文创发展不够，既受制于宏观政策和运行机制，也受制于我馆经费和场地的负向制约，虽然我馆也曾在这方面作过努力，还注册了“都督府”商标、设计了部分文创商品，但很难有大的突破，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探索和加强。       10.结合自身的工作经历，您对于年轻的文博工作者有哪些寄语？ 我学的是经济管理，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文物部门工作，先后在省文物行政机关从事文物经费管理、博物馆行业管理工作；在基层单位从事与社会流散文物保护管理有关的文物鉴定与征集、交流信息、市场开发等工作以及纪念馆党政全面管理工作，经历了不同单位、不同岗位的学习和锻炼，在文博行业工作近30年。一路走来，感悟良多。很愿意借此机会与年轻的文博工作者交流一下自己的想法，说不上是寄语，只是我一点工作心得，但愿能对年轻文博工作者的工作和学习有所助益。 首先要立德。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尚仁德、重品行的文化传统，讲求君子之道、“君子比德于玉”。古语讲得好：“人无德不立，业无德不兴”。现在我们讲“做事先做人”也是这个道理。我认为，“德”的内涵极广，它不仅涵盖了诸如“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温良恭俭让”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而且也涵盖了当代社会提倡的公务政德、社会公德、个人品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等诸多内容。我们每一个文博工作者，第一身份是首先是社会人，社会人就要将“德”的修养当作人自己的人生第一大事。我们常说干部选拔任用讲究“德才兼备”的原则，我认为突出以“德”为先、“德”在“才”前，更加强调了“德”的重要。 其次要勤奋。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实乃至理名言。世上并没有捷径，如果有，那也是我们自己一脚一步踩出来的，正所谓“路在脚下”。“站在巨人的肩上看世界”，那也得自己先爬上巨人的肩头。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我们不要有侥幸心理。命运之神只会眷顾那些时刻有准备、时刻在努力的人，它不会跟你开玩笑，你也开不起这个玩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天分是个讨喜的好东西，但天分的多寡并不是影响一个人是否成功的决定因素，它只是外因，而真正起决定作用是人的内因，是靠我们的勤奋努力。“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勤奋学习是勤，勤奋工作还是勤。勤奋和刻苦是孪生兄弟，我们的工作和学习须吃得苦、不要怕吃苦。正所谓“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劳一分才”。 最后要善思。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知识新科技日新月异、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知识不足、能力恐慌已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常态，因此，终身学习便成为我们克难奋进的不二法门。“学而不思则罔”,我们一方面要养成向书本学习、向生活学习、向工作实践学习和向领导、同事、同行学习的习惯，另一方面要做到“学贵于思”“勤学善思”，不仅要思学有所得，而且要“静坐常思已过”，思品行益损、思生活得失，思作业成败、思言谈是非、思人生进退，思“君亲恩何以酬”、思“民物命何以立”、思“圣贤道何以传”。“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亦文章”，要把学习和思虑的成果转化为自己的知识能力、工作实力和前进动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学有所得、思有所悟、行有所据，才能德有所修、术有所精、业有所成。 以上我从立德、勤奋和善思三个方面，分别从思想、行动和方法上为年轻的文博工作者分享了我的一些浅见，虽然不一定全面和到位，但这三个方面确实很重要，其它诸如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务实笃行的工作作风、安心本职工作和不好高骛远职业操守、提升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岗位要求、乐意接受并全力完成单位和领导交办的各项工作等等，从本质上讲，都能从以上三个方面找到答案。在此，我要祝福年轻的文博界朋友们遇上了一个宽容、自由、成功的好时代。愿你们在这个美好的时代里，能够依凭自己的努力和坚守，放飞你们的青春梦想、实现你们的人生目标、成就你们的报国情怀！   转载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表明我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