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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作为一种史料形态，是一种搜集历史的途径，该类历史资料源自人的记忆，由被采访者口述、采访者笔录、声录或影像录影的采集形式。近几年，口述历史广泛应用于我国史学研究领域、广电传媒、档案等领域。革命博物馆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重视口述史料的抢救和发掘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是一项与时间赛跑、对子孙后代负责的工作，是一项值得研究并付之实践的重要课题。 同革命烈士后代开展口述历史记录工作 革命博物馆开展口述历史工作的意义 革命博物馆作为红色基因库之一，担负着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历史使命。在新时期新要求下，开展“口述”历史抢救工程，对于革命博物馆更好地发挥教化育人功能，有如下作用： 一是对于历史事实的印证、补充、丰富。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王建学说过，历史学研究主要是建立在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和口述史料的基础之上的。口述史料是历史的再现，最直接、最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境况，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口述史料的一个重要价值，是对文献史料和实物史料的重要补充。 大别山区是中国革命重要策源地。在大别山区28年的革命历史历程中，先后有200多万人参军参战，近百万人英勇牺牲，仅登记在册的烈士就有13万人。大别山革命史就是大别山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富强，流血牺牲、不懈奋斗的历史。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新县，在革命战争年代，不足10万人的县城为革命献出了5.5万优秀儿女，可谓是“山山埋忠骨、岭岭皆丰碑，家家有红军，户户有烈士”，全县有365处革命遗址遗迹。丰富厚重的红色历史文化，深深植根于当地群众的血脉之中。传统革命史对其记载往往一笔带过，相关的生动、鲜活的红色故事在群众的口中、心中，带着人文关怀、民间温度，是开展红色基因传承的良好素材。 散落在大别山民间中的革命文物还有相当数量，藏在普通群众心中的革命故事还有许多。开展“口述”历史采集抢救工作，不仅可以收录红色故事素材，还能征集到一些散失民间的文物。如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工作人员在走访国家一级文物《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土地法令（草案）》（写于青砖墙上）背后的故事时，采访了胡畈村民方梅菊、方忠梅等，不但了解了当年书写法令在方家老屋墙上的相关情况等革命历史故事，还征集了书写者方思规的《革命光荣证书》及方忠梅的《革命烈士证明书》等文物，充实了“一面墙”的文物故事。 二是对于凸显地方特色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当今处于全媒体时代背景下，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机制日臻完善，同一主题的历史类展览内容不免交叉，红色历史资源的同质化特征也越来越明显。对于博物馆发展来说，需要避免陈展、宣教的同质化，寻求特色化、差异化发展道路。 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向观众展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形成、巩固、发展、建设及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历史。在革命史的展陈内容上与安徽金寨纪念馆、湖北红安纪念馆、信阳鄂豫皖革命纪念馆存在同质化现象。虽然可以互为佐证，但也模糊了自身的特性，导致特色化和差异性不足。大力开展“口述”历史采集抢救工作，无疑就是强化地域特色资源建设和地方文献建设的突破口。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组织人员开展的对一级文物“安麻经游击大队一部手枪收据”产生及捐赠经过的口述采访，所获取的史学资料具有极强的地域性，由一张收据引发对大别山区红色历史渊源的了解普及，凸显了大别山革命历史的地方性和特色性。 采访烈士杨大吉之子杨成良（右二）并征集革命文物 三是弥补文字材料的不足。历史不仅存在于文字档案里，还保存在每个经历者的记忆里。口述历史为那些在传统史学中没有位置的事件开拓空间，为那些在历史上没有声音的普通人留下记录。（金文坚：口述历史在地方文献工作中的意义和实践，《图书馆论坛》，2006年）口述历史项目往往依托现代录音设备、影像设备和视频技术，在数字化处理、资源共建共享、服务和传播方面，具有广阔的辐射空间。口述历史资源的采集和后期的整理开发，能够按照固定的流程，进行批量生产。这些有利条件，使口述历史工作，成为博物馆特色资源建设的重要内容。“口述历史”采集抢救工程征集和拍摄的珍贵资料，具有文字所不具备的温度和真实性。由于被采访人各自职业、性格、知识结构等不同，会从不同的角度来回忆、解读革命史和红色故事，可以让后来的研究者更全面地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况，包括当时的生产情景、风土人情、特定地域习俗等，对于史料研究有借鉴意义。 四是促进业务能力的完善提升。“口述历史”采集和抢救工程的开展，需要做好一系列准备工作，势必促进科研部门、文物展陈部门的业务开展，对于从业者的素养提升起到客观促进作用。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工作人员在走访采集前，需购买拍摄器材，对采集的信息进行整理编辑，作为制作宣传短片的重要素材，这些都会无形中对从业者素养提出更高要求。类似种种贯穿于科学研究部、陈列展览部业务之中，对于博物馆本身业务精进起着不小的作用。 口述历史对博物馆形象的意义 一是拓展发展空间。改变内向型发展为外延性拓展，也是革命博物馆扩展业务、增强运作的重要路径。革命博物馆可以“口述”历史采集抢救工程为切入口，强化博物馆公益爱心形象，赢得社会关注和认同，收获积极的社会评价。 地方革命博物馆开展口述历史工作，必定会在一定范围内同当地群众及社会相关单位产生正面联系和沟通，需要同主流媒体、文物部门等形成良好互动，一定程度上能扩大博物馆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这样的合作一方面有助于博物馆将服务和宣传的触角伸向馆外，增进社会对博物馆的了解。另一方面，博物馆通过口述项目广泛走进大众生活，拉近与公众的距离。 二是弘扬正能量。博物馆作为窗口单位，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承担着重要职责。开展口述历史项目过程中，能深化与社会组织、媒体及个人的合作，在弘扬社会正气，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方面发挥作用。 博物馆积极开展口述工作，体现了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科学态度。通过后期的社会宣传，引发更多的文史研究学者、党史专家对文物及背后的故事进行挖掘，推动有关部门加强对革命历史遗址遗迹的重视和保护，也体现了博物馆的人文关怀。 新县籍老首长肖良书的亲笔手稿《毛主席最新指示》《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回忆雪山、草地行军记》《伟大的长征》《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等 “口述”历史采集抢救工程的开展还可以吸引媒体和社会志愿者投身志愿活动，加强对红色文化的传播、红色历史的弘扬、红色基因的传承。秉承“吸引力原则”理念，此类项目可以带动更多的社会组织、政府单位、媒体等，将关注的眼光投向民间老兵、老党员的生活现状。如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将和海燕出版社进行合作，并结合组织部开展的“50年党龄”党员活动开展，有效促进民政政策的惠及。 三是助推乡村振兴。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所在地新县，是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在乡村振兴发展上，遵循“红色发展 绿色引领”的理念。挖掘、利用好红色资源助推乡村振兴是地方发展的政治任务和历史使命。乡镇基层的红色底蕴历史，在已有的史料中相对较少，适当、深度的挖掘显得尤其必要。红色历史文化的整理是让其发挥时代价值的基础工程，在景区建设规划、开发项目设计、旅游景观打造等方面起着基础作用。目前，各地已认识到“口述历史”采集抢救工作的重要性，如河南卡房、苏河组织专门队伍人员，发动当地群众，寻访重要线索，着手地方革命史、地方志的编撰工作，为下一步的乡村振兴工作做好文化支撑，这必将辐射更多地区重视“口述历史”采集抢救工程。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知晓当地历史的革命后代、党员群众逐渐减少，挖掘红色历史、抢救革命文物已成为革命老区“以红促绿”助发展的迫切需求。 博物馆开展口述历史工作应把握的要点 坚持“抢救优先”原则。由于“口述历史”采集内容时代的久远性、事件的历史性，决定了寻访工作的不可回溯性和紧迫性。所以，应站在抢救历史文化遗产的高度来认识开展“口述”历史采集和抢救工程。博物馆在开展工作时，要制定口述历史项目的中长期规划，优先开展濒危文化遗产的保护。口述史料的整理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有些信息考证和史料核实工作量大，因此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可以采取集中采集，集中整理，优先抢救的策略。 建立长效机制。“口述历史”采集和抢救工程是一项长期且艰辛的工作，需要从组织队伍、制度机制上做好保障。博物馆应成立“口述历史”采集和抢救工程领导小组，根据工作流程、业务性质分类执行，如分为拍摄组、整理组、科研组等，明确成员各自具体职责，对于具备工作经验、能力较强的人员，要鼓励其发挥传帮带作用，确保团队整体工作能力的稳定性，保证口述历史工作的高质量开展。加强制度机制的整体规划设计，对设施设备参数、寻采访流程、采访主题等各个流程细节科学量化，尽量做到按制度办事，按流程操作。 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成立了专项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了相关管理制度。配备专业摄制人才，保证技术支撑，科研部明确专人负责后期信息资料整理，陈展部负责对采集到的文物线索跟踪跟进，对征集到的文物进行分类保管，针对藏品性质进行分类归档，保证整个流程顺畅运行。 加大联动宣传。“口述历史”采集和抢救工程是一项辐射面广、需要通力合作的工作，博物馆“口述历史”采集和抢救工程工作要深化社会合作。如对退伍军人的采访采集，可联系退役军人事务局，加强相互沟通联系。对挖掘出的典型人物事迹，还可以联系媒体、电视台等渠道宣传，所有采集成果以视频短片、图片和文字的形式，在当地官网、官微等平台进行展播。拓宽与文史部门的联系路径，以设置科研课题的方式深化研究。在延伸至红色遗址遗迹、古村落的开发保护利用等层面，宽容性吸收建筑学和民俗学相关领域的知识，为项目建设落地提供技术性支撑。 博物馆的“口述历史”采集和抢救工程具备综合性，是一项资源建设和文史研究相结合的工作，可发散联系的链条是广泛而多元的，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