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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从《中国文物报》上看到有关文物资源资产问题的报道和文章，未能从中了解到比较具体的内容，同时，看到一些提法，认为应该进行认真研究。因此，在这里简要谈一些意见。 一、应当区分国有与非国有文物资源资产 在考虑对文物资源资产进行登记、统计、报告时，应区分国有与非国有文物资源资产，这是对文物作为资产统计、报告时，首先应当加以区分的。 文物资产所有权与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密切相关，不加区分，笼统谈文物资产，会与不同所有权的规定相冲突，甚至有违法之嫌。 我国文物从所有权来说，有属于国家所有的文物（国有文物），有属于集体和私人（个人）所有的文物（非国有文物）。非国有文物，就不可移动文物来说，有民居、少数民族建筑、纪念建筑物、民俗建筑物等等，而可移动文物，即集体和私人（个人）收藏保存的文物，不论种类、数量和质量都是中国可移动文物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是其所有者重要的文物资产。 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产权登记，由于历史原因，并非全是由文物部门所属单位登记的，其中一部分由国家相关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登记的，至今登记底码是否清楚，未见有公开的资料。因此，要对国有不可移动文物资源资产进行统计、报告，进行规范化、精细化管理，就必须对其资产登记单位进行一次全面调查或普查，摸清情况，获得准确、科学的数据，势在必行。这是笔者的一项重要建议。 国有可移动文物，基本收藏保存在国有博物馆和文物机构，有比较健全的登记、保管制度，就文物产权登记来说，具有较好的基础。正在进行的国有可移动文物普查，也将为国有可移动文物资产产权登记、统计、报告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应区分国有不可移动和 可移动文物资源资产 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与可移动文物所处空间环境不同，保护、保存各项措施、要求及设施等也有很大不同。因此，在对国有文物资源资产统计、报告时，应分别开来，不可笼统来处理。没有区别，也就没有针对性办法及具体方法，也就难以反映文物资源资产的真实情况，使其缺乏科学性。 就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来说，如按现在公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的分类，分为：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其他六大类。此外，不可移动文物中还有一特殊类别，即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国有可移动文物，按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分类，有35个种类，包括陶器、瓷器、金银器、漆器、雕塑造像、书法绘画、织绣、钱币、标本化石等。 三、文物资源资产统计、报告主要内容 文物资源资产统计、报告，应认真总结已往文物业统计报表的主要内容、做法和经验，结合当前情况，研究文物资源资产统计、报告的主要项目和内容，就其主要内容，笔者认为应有： 1.国有文物资源资产的总数，应有不可移动文物总数及六大类各类文物数据；可移动文物资源资产总数及35个种类各类的文物数据。同时，均与上一年度相比，是增加或减少，反映在哪个类中，以及增加或减少的主要原因。 2.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数据，其中应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的数据，还应有名镇、名村的数据。与上一年度相比，有无变化。 3.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各有多少？与上一年度相比，有无变化，高一个级别文物保护单位增加情况等。4.国有可移动文物中，珍贵文物总数以及一级、二级、三级文物各有多少？与上年度相比，是否有所增加，或者有所减少，应分别列出数字，说明情况。 5.国有文物商店文物资源资产，作为专项统计报告，可详细列出必报项目及数据变化项目，情况说明等。 6.文博单位举办文物展览数、观众人数等；文物参观游览场所数量、观众人数、门票收入等。 四、国有文物资产“增值”和“增值率”问题 首先，必须明确，保护、保存文物资源资产的宗旨，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光大革命传统，为人民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保护、保存文物资产，不是为了盈利“增值”。 所谓文物资产“增值”，通常来说，首先得确定其所值，换言之，首先得给文物作价，这样才能得出一处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或一件可移动文物的所值，“增值”才有基础，否则“增值”就成了空中楼阁。如何给文物作价，报道和文章中都没有明白告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物品的价格主要由市场确定，有市才有价。我国国有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禁止买卖，禁止进入流通领域。因此，国有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的所值不可计算。早在1946年宋庆龄就指出，孙中山文稿、英文手稿、重要印章和大量重要照片等为“无价之国家遗产”。这也是我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文物无价”。 宪法法律至上。在全党全国贯彻依法治国的今天，让我们看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法》）在这方面是如何规定的。 我国《文物保护法》1982年公布实施，1991年对其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作了修改。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文物保护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供适用的法律规定，于2002年作了全面修订，之后，又多次对某些条款进行了修改，最后一次是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十一部法律的决定》（其中包括《文物保护法》），由习近平主席令公布实施。 这是现行的《文物保护法》，是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组成部分，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必须遵循的，必须恪守的法律底线，也是红线。正是在现行的《文物保护法》中，把文物界定为“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第十一条），明确规定： “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不得转让、抵押。建立博物馆、保管所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的国有文物保护单位，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经营。”（第二十四条）“禁止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将馆藏文物赠与、出租或者出售给其他单位、个人。”（第四十四条） 《文物保护法》上述明确规定，就是禁止国有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进入市场，禁止进入流通领域，一言以蔽之，禁止买卖。既然如此，对国有文物如何作价，所值如何作出？ 笔者在《文物不是摇钱树》（中国文物报2018.5.25第3版）一文中，就评估文物价格列举了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中革命遗址、革命纪念建筑、英烈纪念建筑等等，阐明如果对它们作价，作为企业资产来经营，就完全改变了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传统的正确方向，将文物保护、发挥文物作用引入歧途；是对革命前辈、英雄烈士革命初心的否定，是对革命的背叛。 现在看，它也完全符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精神。最近，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对丑化英烈、污辱英烈的人员提起诉讼，正是维护法律尊严，维护革命要旨，维护正义，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同时，还应指出，在近现代重要史迹中，还有为数众多的属于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是侵略者、反动派罪恶行为的见证史迹，如惨案旧址、万人坑等等，在可移动文物中也有这类见证遗物。 难道对这些史迹也要作价，计算出所值，以达到“增值”的目的！如果是这样，这样的“增值”是为什么？是为自己心目中的经济增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需要这份“增值”，那是抹黑！人民群众不会允许这样做，要世代勿忘国耻。 再者，对古遗址古墓葬等地下文物，每一处地下文物的具体情况，即使有的有文献记载，也并不完全清楚和了解，不然为何才有考古发掘后的考古发现、重要发现、重大发现的不同成果呢？在此之前，如何对它们作价，计算所值？ 任何一个学考古专业的，或者文物考古工作者，不可能认为可以作价，那是违背专业科学性和科学良知的，也是自欺欺人之谈！ 对于石窟和古建筑等地上文物，有的人可能说对某一单体建筑物或单个洞窟，从工料等方面可以测算出它的所值；即使如此，主要是从物质材料方面作价，而之所以作为历史文化遗物，如果没有了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那还是文物吗？那还是文物资产吗？ 最后，还必须提出， 一是对北京、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绍兴、成都、昆明、拉萨、遵义、延安、泉州、广州、上海、天津、承德、正定等133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如何作价，如何计算它们的所值？ 二是如何对第一次全国国有可移动文物普查的约1.08亿件（套），每件（套）文物作价，计算所值？这些国有可移动文物分属于35个类别，质地、形制、大小、完残、工艺等各不相同，需要用多少标准计算？但不管有人提出什么样的办法，最根本的是文物的“三大”价值如何计算所值？ 这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综上，如果没有针对国有文物实际情况作出定价，计算出所值，所谓“增值”也就失去根基，变成了空中楼阁，没有了任何实际意义。 而“增值率”只能是主观的、脱离国有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劝文物实际，不具有反映国有文物各自真实性，不具有科学价值的“增值率”，没有实际价值和意义，是形式主义的东西，不但对文物保护无益，而且十分有害。除非它有别的用途！ 五、相关的问题 文物保护利用管理工作中，会有一些收入，如何看，怎么办，应认真研究对待。 第一，文物古迹开放单位门票收入问题。 笔者一直认为，开放单位收门票不是经营问题，是利用经济手段管理问题。2001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部、国家文物局、中国教科文全委会共同举办的“改进中国自然文化遗产资源管理”国际学术会议上，笔者提交了一篇《论文物参观场所门票的性质与作用》论文（见拙著：《文物与法律研究》），当时六七种报刊予以刊载或选载。其中心是说明门票是一种管理手段，如控制参观游览人数，调控参观游览秩序，保障文物与参观者安全等。在这方面做得好的如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等。 但不幸的是，在全国许多地方，一直在抬高门票，有些政府把门票收入作为一种营利手段，把一部分收入用于别处，而广大群众深受其害。国有文物古迹保护成果，不能为人民群众共享，是与文物工作方向相悖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公共文化服务高度重视，在今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李克强总理明确讲要降低国有景区门票。6月2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文，要求一批重点国有景区“十一”前降低门票价格，应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第二，博物馆收入问题。 博物馆业务活动中有些收入，也不是经营收入，而是补偿性收入。《文物保护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依法调拨、交换、借用国有馆藏文物，取得文物的收藏单位可以对提供文物的收藏单位给予合理补偿。”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所得的补偿费用，“必须用于改善文物的收藏条件和收集新的文物，不得挪作他用；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 之所以说门票等收入不是经营性收入，而是事业性收入这一点在《文物保护法》第十条第三款对其性质和用途有十分明确的规定：“国有博物馆、纪念馆、文物保护单位等的事业性收入，专门用于文物保护，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挪用。” 第三，文物性质、价值、作用怎么看？ 在观察上述一系列问题时，都有一个出发点和落脚点，达到什么目的的问题，在《文物保护法》中有明确规定，如第十一条规定：“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 国家加强文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文物保护意识，鼓励文物保护的科学研究，提高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水平。”笔者对这些问题曾作了论述（见拙著《文物学》《文物保护法概论》等），马自树先生《文物是干什么的》（中国文物报2018.6.19）一文作了系统论述，值得认真一读。 笔者在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谈点意见。任何人看问题都有一个视角问题，提出文物资源资产“增值”和“增值率”的，应该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也是出发点），以经济为落脚点。 但这样看文物和提出问题，起码没有注意和重视文物性质、价值、作用的根本要义。而文物工作者观察文物是从文物学的角度，以文化建设为落脚点。 实际上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一个重要导向问题，我们都应该牢记各自的职责和使命，铭记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执行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任务。 转载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我馆立场。